本来外人觉得胶州营的根基在莱州府，对济南府并不会太重视，谁想到，胶州营立刻是动员了能动员劳力，在济南城开始大幅度的整修，眼下济南周围的州县都是残破不堪，唯一的人口来源都是新进加入屯田的流民，没有什么人要迁入。
所以胶州营一来是把济南城内的部分地区变成胶州营需要的作坊、军营，灵山商行需要的中转仓库。剩下的才是屯民居住的房屋，只有一些敏感的区域，比如说各级衙门，亲藩勋贵的宅第没有去碰触。
到了六月左右，济南城已经是粗粗的有了军事要塞模样……
李孟在山东如此大张旗鼓的做事，山东巡抚颜继祖自然不会多说什么，监军太监刘元斌更是看出其中有利可图，把自己用来收租的田地也是交给胶州营的屯田田庄来经营，有紧密的利益关系，自然不会多说。
但这些或者缓慢或者快速的变化，在京师都是被压了下去，内阁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不希望这些消息在京师被人知道，当日间，评定山东文武官员的功过的时候，杨嗣昌或明或暗的被许多权贵之辈关照过，其中还有司礼监、御马监，礼部、吏部这样的重量级部门，加上颜继祖和刘元斌此事确实是有功，而严格追究，自己当日间调动山东兵马驻守德州的事情也要被人牵扯出来。
所以捏着鼻子在崇祯皇帝面前说大义，保功臣，颜继祖和刘元斌无事，李孟升任总兵，双方表面看似一团和气。
可杨嗣昌却知道，如果穷究下去的话，这失陷亲藩的责任自己也跑不了，宦官们立场出乎意料的坚决，如果刘元斌被追究，那么大家就撕破脸打官司。
兵部尚书杨嗣昌自从被崇祯皇帝信用，在朝堂地方上都是说一不二的地位，此次吃了这么大的瘪，而且还隐约有把柄在对方手中握着，他不愿意再有人提起山东的任何事，只当那边一切都是平稳正常，不愿意给任何人因为山东联想起来德州，联想起来当日调兵驻防，联想起来亲藩失陷的事情。
在这样的局面下，尽管有人对李孟所做风言风语，可一来是山东本地的地方官员都是“通晓事理，识得大体”，二来，这消息都被杨嗣昌死死的压住了，山东如今的局面就是，随你如何做，只要不造反，不大乱，上面都是不闻不问。
大明江南海商虽然是做的风生水起，但山东这边除了闹过倭寇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动静，汉人重陆不重海，山东登莱地素来作为偏远地区对待，而且山东又是南北两直隶中间的所在，这等不起眼的地方本就不太招人注意。
看统兵官的设置就能看出来，在天启末年之前，山东最高的武官只不过是个参将，总兵官差不多是相同规模的省最晚设置的。
山东这地方一来不是富庶之地，可以提供财赋税收，二来不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是南北两京之间的过道罢了，三来大乱小灾时常不断，从成祖靖难时候起，什么唐赛儿，白莲教，弥勒教就闹个没完，可闹归闹，从来没有超过两三个府县的范围，很快就是被山东的兵马平定。
这种不富庶，不险要，甚至从不闹大灾祸的地方，平日里就没有什么人注意，如果忽视也就是忽视了。何况李孟所做这些从没有超出山东省的范围，还真就是没有理睬他的所作所为。
胶州营的统帅李孟虽然是获得了总兵的衔头，不过却没有和其他几次一样给下面的军将升级，对这件事，下面并没有太大的反弹，平素颇为自矜自傲的胶州营将官们，都是被和清军骑兵的遭遇战震撼了。
尽管这样的战斗在外人看来已然是了不得大胜了，李孟在济南连续的召集了几次把总及以上将官参加的军议，而且还有两次是连精锐部队的小队和队副都要参加这个军议，一帮人聚起来所做的都是重复，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由李孟、王海、陈六分别回忆和讲述那天战斗的经过，从行军到遇敌，战斗中的每一个细节，从头到尾，都是详细的和众人分享，各级军将所要做的是，如果当时领军的是他，应该如何做。
批评和自我批评，说起来虽然是老套，在现代，李孟作为一个士官的时候，对这做法感觉到颇为的无聊，感觉到那是在走形势，没有任何的作用。
但经过生死之后，其余的人也怕在经历生死的时候缺乏必要的经验，胶州营自统帅到基层的骨干官兵，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却各个极为坦白、极为诚恳，不计较贵贱尊卑，说出自己的经历，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是四月初的事情，就是在济南城中进行，那时候空旷的济南城就好像是个大军营的模样，每个人想法结合起来，检讨自己的对错长短，让每天都和大家一同议论，一同参与的李孟感觉到受益匪浅。
受益匪浅，这是每个参与的此次军议的将官想法，彼此之间的思想交流，胶州营这些从普通的军户民户子弟成长起来的将校军官，尽管也有张林，马玉兴这样的老军户军官传授作战的经验，邓格拉斯这种雇佣兵传授作战的技巧，但归根到底，胶州营所有军官都是学习李孟传授的那些军事经验，而李孟的军事经验，则大多是来自现代时候在解放军中从士兵到士官那段时间内学习的的现代知识，和他了解的这个时代的军事知识的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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