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在心里一直对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同志保持着尊敬，这位在苏联被老百姓称之为“亲切的祖父加里宁”的老人是他难得一贯尊重的苏联领导干部。
自从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式成立之后，加里宁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加里宁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直到1946年他过世时都保有这个地位。很少有人知道，苏联的国家元首其实不是斯大林，而是这位已经年过60的加里宁同志，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元首。
加里宁不仅是苏联政治家、革命家、早期的国家领导人，在林俊心中他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加里宁与列宁一样都是相当关心劳工与农民的领导人，常常以国家领导人身份与一般市民接触并且了解市民的希望，并且展现一个“好爷爷”的风范；在大清洗期间也有不少人写信给加里宁，而加里宁也常常介入审判，因此救了不少无辜的人——这一点是林俊最佩服的，要知道在大清洗时期敢于站出来的人实在太少了。因为加里宁为人几乎无可挑剔，很多人也称呼他为为“亲切的祖父加里宁”。
加里宁人生中唯一的缺憾就是在卡廷大屠杀屠杀波兰士兵的事件中，他也有在公文上签名批准。对于这一点，林俊也有他的看法：有时候一个伟人也不得不做违心的事，就连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贡献的加仑将军也曾经在对奉系军阀战俘处置的问题上犯过错误，留下终身的遗憾。
这次斯大林将加里宁的专机临时调给自己，也应该和加里宁一贯的“好爷爷”作风分不开：如果这次到赤塔的是伏罗希洛夫元帅，那林俊也只能再次窝在运输机简陋的帆布座位上去远东。
这次“截”了加里宁的专机，虽然误不了他的行程，但林俊还是过意不去。
“斯诺尔尼克，上次那个中国的军事委员长送我的茶叶你有没有带上？”
这段时间林俊身边的三个随从分工明确：费科奇诺夫负责一切机密文件的调动和整理，一个全职的机要秘书；兰德斯科奇就负责他的贴身警卫工作；而斯诺尔尼克暂时将自己司机的职责放在一边，当起了首长的生活秘书。
“都带了，安德烈同志。”这是林俊对部下的要求：不要叫自己首长，还是安德烈同志听着舒服。
“把那罐还没开封的拿出来。”
“是，安德烈同志。”
斯诺尔尼克走到机舱后部，从小型的行李舱里取出林俊的其中一个行李箱，拿出一个锡罐交给林俊。
这是个没有任何花纹装饰的罐子，看着一点也不起眼，乍一看还会以为是个大号的发烟罐，只有行家才知道这是存放茶叶最好、也是最高档的容器。
叫过机长：“老安德烈同志，请你把这罐子带给加里宁同志，并请你转达我对加里宁同志借用专机的谢意。”
“安德烈同志，您能不能告诉我这里面装的是什么，要不加里宁同志问起来我不好回答。”
可怜的老安德烈中校问这句话的时候有些提心吊胆：万一眼前的这位安德烈以为自己话里有话就糟了，但他又不得不问——眼前的这玩样怎么看都像个大号的手雷。
“呵呵，罐子里装的是最好的中国茶叶，中国的军事委员长送给我的，你可以先把它交给加里宁同志的生活秘书，只要把我的问候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林俊不是傻子，一个俄罗斯人是实在看不明白这个锡罐子的用途的，他也能理解机长为什么会这么问。当然，林俊不会去计较机长的这句话——人家也是不得以。
这次这架高级公务机将先直飞莫戈恰，然后在调整航向飞往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前一段航程接近1700公里，而第二段航程足足有1900公里。这一路就是一切顺利，林俊也要在入夜后才能抵达共青城。一般公务机不会采取这种超长距离的持续飞行，但由于时间紧迫，而且机组成员也相对熟悉这条航线，最重要的是乘客也不反对这么飞，航线就这么定了下来。
这边境冲突可打不了几天，要是到的太晚就没自己什么鸟事了——这可不是林俊的脾气：淞沪战场上自己被各种原因弄的束手束脚，还等着到远东好好出出这口闷气！
在和日军的几次边境冲突中，苏联红军就没客气过，一贯就是全线出击，而这也是林俊最喜欢的。自从1931年九一八日军占领东三省后，苏军已经和日军在边境上摩擦了20多次，但每次都是真正的小打小闹。
“虽然是边境冲突，也要把这边境冲突打得风生水起！”林俊在想。他为什么要这么想：因为边境冲突就是边境冲突，虽然规模最大的边境冲突双方都能投入超过六位数的兵员，但它还是边境冲突，成不了全面开展。林俊来了，那这次冲突就不会以双方伤亡几十人的结果不了了之，要来就来个大的，怎么着也要把边境附近的关东军和日本的朝鲜军打得哭爹含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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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简称共青城，位于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州阿穆尔河（它的上游就是黑龙江）中游，因为紧挨着阿穆尔河，所以被称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它原来不过就是一个小镇，是在在1932年由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于按照工业中心的规划建造起来的，到了1937年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已经初具规模。不得不佩服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建设能力，当接到中央的指示，来自全苏联各地的年轻建设者集聚到这篇人烟稀少的地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在阿穆尔河畔出现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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